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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6-01 21:35:46

继9月4日“21世纪网主编等人被立案侦查”的消息公布后,9月25日曝出又一重磅新闻,令此案的关注度持续升温——“21世纪报系总编沈颢、总经理陈东阳25日下午被警方带走。” 次日,上海市公安局对这一消息予以证实,并称上述人员因涉嫌敲诈犯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短短数行的新闻表明,公安机关对21世纪网涉嫌严重经济犯罪案件的调查,已经扩大到其母公司——21世纪传媒有限公司。特别是公司总裁、曾执笔写出“总有快3玩法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即使新闻死了,也会留下圣徒无数”等经典语句的著名媒体人沈颢涉案被查,令许多人唏嘘感慨,也引发出更多的猜测与疑问。 为此,新华社记者再赴上海,向专案组进一步了解案情,并面对面采访了部分犯罪嫌疑人。通过他们自己的讲述和办案民警的介绍,更多案件内幕一一显现。 一夜之间,从21世纪报系掌舵人变成犯罪嫌疑人,身陷囹圄的沈颢却显得出乎意料的平静。对于自己被调查的原因,他似乎也很清楚。 “我知道,公安机关这次对21世纪经济报道、21世纪网等的查处主要是两方面,一是通过负面新闻逼迫企业支付合作费用,二是收取企业的‘保护费’,承诺不对其进行负面报道。”沈颢说。 办案民警介绍,截至目前,此案已涉及21世纪传媒有限公司旗下的21世纪经济报道、21世纪网、理财周报3家财经媒体,30多名相关人员被调查。除了沈颢、陈东阳之外,还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主编刘晖,21世纪网总裁刘冬、主编周斌、广告部副总经理莫宝泉,理财周报发行人夏日、主编罗光辉、总经理梅波等人。 被侵害公司的指证和涉案人员的供述表明,21世纪经济报道、21世纪网、理财周刊利用其在财经界的广泛影响力,与上海润言、深圳鑫麒麟等公关公司相互勾结,指使下属媒体记者通过各种途径主动挖掘、采编拟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等的负面信息,并以发布负面报道为要挟,迫使诸如200多家公司与其签订“合作”协议,收取高额“广告费”。 上海新文化传媒就是曾经与21世纪网、理财周报“合作”的企业之一。说起当时的情况,公司监事长余某至今感到“很不愉快”。 “2012年2月,我公司即将上市。上海润言公司的张某某根据我们发布在网上的联系方式找到我公司。”余某回忆。张某某介绍了润言公司的服务项目,并将一份广告合作协议摆在了他的面前。 “协议上有一批报价,包括21世纪网、理财周报等财经媒体,但价格高得离谱,登一篇文章或广告要几十万元。”余某打算压低价格,但没想到对方就没打算谈价格,而是直接摊牌。 “当时,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张某某给我举例说,某些公司因为没有和润言公司签合作协议,结果被媒体进行负面报道,导致无法上市或者股价波动,付出了惨痛代价。”余某说,由于正在上市的关键期,害怕对上市产生影响,只能同意和润言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这种敲诈是非常隐蔽的。”余某告诉记者,“部分媒体是跟我公司直接签协议,另一部分媒体是跟润言公司签订的打包服务协议,总共花在润言公司和其要求合作媒体上的钱有上百万元。” “合作”之后才能平安无事。但是,也有极少数企业在威逼利诱之下仍不肯就范,例如农夫山泉。 “2013年3月14日,21世纪网发出了第一篇针对农夫山泉的负面报道,我们随后进行了公开澄清。”农夫山泉董秘周力介绍,“我们没有去(跟21世纪网)做一些私下的沟通或者是怎么样,因为董事会认为这个报道是不实的,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不需要去低头或者是屈服。” 周力没料到,没有“私下的沟通”招致了更猛烈的“炮火”。随后的3个月内,21世纪网对农夫山泉的水源、质量标准等问题总共做了19篇负面报道。 对这次报道,21世纪网总裁刘冬予以证实,并承认“这种报道规模和力度是很少见的”。 “负面报道出来以后,沈颢带队拜访我们公司,提出要跟我们合作,并进行正面报道,但被我董事长回绝。之后他们没再找过我们。”周力说。 “不低头”的代价相当惨重。周力介绍,因为这些不实的负面报道,农夫山泉遭受了很多质疑,销售受到很大影响,据估算利润损失达数亿元。 “其实,我公司与21世纪经济报道一直有广告合作的,每年50万元左右。”周力说,后来21世纪网的广告人员私下透露了“秘密”——“你们之前不是跟21世纪经济报道有过合作的么?如果也花报纸半版的钱给21世纪网,那么这个事情也就搞定了。” “在21世纪传媒有限公司制定的大框架之下,拥有采编权的报纸和周刊记者负责采写文章,网站负责删帖和运营事宜,再配以财经公关公司牵线搭桥,最终形成了这三家财经媒体与润言、鑫麒麟等财经公关公司联手夺食的格局。”办案民警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21世纪传媒公司多名高管的手机中,警方发现了大量“某某公司(的报道)不上网”之类的短信。 “每一条短信都可能意味着一笔高额的公关费用。”办案民警告诉记者,被负面报道的公司会主动找上门来,或者通过公关公司来沟通。科伦药业、亿腾医药、洋河股份、民生租赁等多家公司曾因被负面报道而找到沈颢本人。 沈颢对此予以承认。他以21世纪网为例介绍,“不管是找到谁,都会被引荐到莫宝泉处,和企业洽谈广告合作事宜,并签订相关合同,收取合作费用。我知道,有些企业就会因此签订合作协议。” 按照这样的模式,21世纪传媒有限公司旗下的财经媒体与财经公关公司“合作”敲诈企业,获取了巨额利润。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21世纪传媒公司的管理层给旗下媒体制定了令人惊诧的经营目标。 “2010年,21世纪网改版,当年正是IPO重启,IPO企业极其注重自身声誉。我看到这个契机,就和21世纪网的刘冬、周斌、莫宝泉等人说,要他们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尤其是那些极为注重自己声誉的IPO企业。”沈颢说。 刘冬供述,从2011年开始,公司领导将“上市公司”这块业务交由21世纪网负责;同时下达了营收业务考核指标,“每年是八九千万元,完成的情况与我和我的团队的个人收入直接挂钩”。 2012年,由于没有完成考核指标,刘冬没有拿到足额的80万元年薪;2013年,完成情况仍不理想。2014年年初开会时,沈颢向刘冬、周斌、莫宝泉等人放出了狠话,“完不成可以换人”。 “我还要求他们跟IPO企业合作的数量要达到当年IPO企业总数的70%以上。”沈颢供述,“如果按照合法的经营方式,是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我定下如此高的比例,其实是利用考核指标这一工具,鼓励甚至逼着他们用负面报道和‘有偿不闻’的方式拉合作客户。” 对于理财周报,沈颢也制订了类似的考核指标,要求他们利用负面报道逼迫企业“合作”。一旦有企业因为理财周报刊登负面报道的事找到沈颢,他会把企业介绍给相关负责人,由双方协商合作事宜。 “已经签订协议的企业,如果因为21世纪网负面报道的事找到我,我会指令刘冬或周斌删除负面报道,履行对客户的‘保护’。” 沈颢说。 与网上删除相比,21世纪经济报道和理财周报履行“保护”的流程则稍显复杂一些。 21世纪经济报道主编刘晖供述,对于已在报纸上报道的,沈颢给刘冬下指令删除网站上的相应报道;对于还未在报纸上报道,但已经进入选题或者编稿的,沈颢会与相应版块的分管领导或值班领导打招呼撤稿。 “21世纪经济报道曾经报道了一篇关于国家电网的负面新闻,国家电网去找了沈颢。”刘晖说,之后沈颢在一次编委会上明确,国家电网有意入股21世纪网,这样国家电网就是合作伙伴了,以后不要再进行负面报道。 “还有一次负面报道涉及的企业是平安集团和上海家化。沈颢很生气,把分管编委叫过去批评了一顿,意思就是平安集团和上海家化都是报社合作客户,怎么能报道他们的负面新闻。”刘晖供述。 同时,刘晖也表明了内心的纠结。“这是一种利用媒体影响力让企业以投放广告形式上交费用的行为,实际上我是不赞同的,我多次在编委会提出来,但沈颢不重视我的观点。沈颢还要求,如果广告部要让采编部门与企业见面,采编部门应予配合,给客户内心一种确认,有利于广告部谈下这个客户的广告业务。” 违背承诺“撕裂”理想 “希望我的悲剧能让媒体同行警醒” 办案民警介绍,本案涉及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可能涉嫌罪名有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商业贿赂罪等。而种种迹象表明,对于旗下媒体种种行为的性质及后果,21世纪传媒有限公司的领导层是清楚的。 据刘冬供述,2014年初,北京某知名网站因新闻敲诈被查处后,21世纪网总裁刘冬、主编周斌等人比较担心,专门开会进行研究,向沈颢请示21世纪网的类似经营行为是否要暂停一下。沈颢指示,“不要害怕,继续要做,完成指标”。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这种新闻敲诈行为涉嫌经济犯罪。但这种模式在媒体圈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是一种普遍的行为。”沈颢承认。他说,出于公司生存和盈利的考虑,他还是在这条非法牟利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犯罪嫌疑人、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卓铭则用了“覆水难收”来形容现在的局面。“一家企业就给你30万元,50万元,100家上市公司能有多少?这钱来得太容易了,而且你什么都不用做,最好不报道。这就像吸毒一样,吸上就戒不掉,只会越来越严重。” 连日来,沈颢进行了深刻反思,也多次表达自责与悔恨之意。“我在这些新闻敲诈中起到了领导、支持、协调、参与的作用。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 沈颢涉案被查后,有网友感言:“沈颢有一句话是不错的,‘没有什么可以把人轻易打动。除了真实。’但问题是,他在鼓励别人真实,而自己却做不到。” “学生的时候,我的理想就是从事新闻行业,当我梦寐以求地进入南方报业后,在很多前辈的指导下,我一直在坚持一种正义、爱心、良知的新闻价值观,也只有在这样一种价值观的引导下才能去为公众利益去服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坚持的很好。”沈颢说。 翻开沈颢的履历,或许他所言非虚。沈颢,1971年3月出生,浙江嘉兴人;1988年至1992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毕业后进入《南方周末》工作,历任新闻部主任、编委;1999年,他执笔写下流传甚广的新年献词《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工作中展示出来的才华,为沈颢赢得了更多晋升机会。1999年1月,他出任南方日报出版社一编室主任;后又任职《城市画报》社执行副主编;2000年10月,出任《21世纪经济报道》主编;2003年,任21世纪经济报系发行人;2008年,出任21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后兼任21世纪报系党委书记。 “在我的工作职责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不仅是一个媒体人,同时也是一个媒体的经营管理者。在现实操作层面,我确实违背了在新闻操守层面的基本观念。”沈颢言语中透出更多悔意。 “虽然我们内部规章制度严格禁止此类事情,我们平时也三令五申说过,但在日常执行过程中,我是默认的,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种临时性的解决方案,也是我们媒体走出目前困境的方法,所以我会给他们提出这些要求。”沈颢说。 “当有一些兄弟媒体因为这种事情出事的时候,仍然是置若罔闻,没有抓紧机会去处理……现在,不应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 “所以,我觉得这种变化让我有一种被撕裂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违背了当初自己对新闻行业的承诺;所以,我觉得非常后悔。”沈颢如此表达自己此时的内心感受,并将这次的事件视为“一个悲剧”。 “无论是21世纪的悲剧,还是我个人的悲剧,我希望能让有类似现象的媒体同行警醒,坚持积极向上的新闻价值观;同时,我也希望中国的媒体行业来一个大变革,能够彻底清除媒体产业链条里一些不光彩的、违纪违法的事情,让中国媒体行业更加健康地发展。”沈颢如是说。许家印:明确教育部是青少年足球快3玩法的责任部门

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通报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即修订后的《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的有关情况。《意见》提出了7个方面65项司法改革举措,涉及法院组织体系、司法管辖制度、法官履职保障、审判权力运行、法院人事管理等各个层面。《意见》有哪些亮点?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将发挥哪些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少平介绍,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内容。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加快推进,我国司法环境显著改善,但司法实践中一些地方受到不当干预等情况仍然比较突出,有些与体制机制不科学不完善存在很大关系。 对此,《意见》全面贯彻中央改革要求,提出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机构设置上,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划重大民商事、行政等案件,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构建普通类型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受理、特殊类型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受理的诉讼格局。管辖制度上,改革行政案件、海事案件、环境资源案件管辖制度,探索建立与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相衔接的案件管辖制度。管理体制上,推动省级以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探索实行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审判权的相对分离,从体制上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保障机制上,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推动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审判执行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首次提出建立对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等信息依法提取、介质存储、专库录入、入卷存查机制,相关信息均应当存入案件正卷。健全法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成立法官惩戒委员会,制定公开、公正的法官惩戒程序。 最高法司改办主任贺小荣说,法官惩戒委员会在我们国家是新生事物。法官职业有一定的特殊性,是根据现有的证据推定过去发生的事实,对法官的责任追究也必须建立专业组织来鉴定法官的过错。 对此,《意见》贯彻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提出改革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完善审级制度,改革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制度,逐步改变主要以诉讼标的额确定案件级别管辖的做法;建立科学合理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废止违反司法规律的考评指标和措施,取消任何形式的排名排序做法;深化执行体制改革,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推动将财产刑执行纳入统一的刑罚执行体制。 贺小荣说,诉权的广泛性和便捷性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司法文明进步的标志。立案审查变为立案登记后,当事人提交的材料,法院必须先收下,需要补充的要耐心告诉当事人,等材料收齐后,当即能立案的就当即立案,实在不能立案的,最长也要在7天内给当事人一个答复。 《意见》规定:“彰显现代司法文明,禁止让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诉人穿着识别服、马甲、囚服等具有监管机构标识的服装出庭受审。”贺小荣介绍,禁止刑事被告人和上诉人穿着马甲或者监管标志服出庭,标志着我国司法保护人权制度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犯罪嫌疑人是被指控的对象,但他并不是已经确定为罪犯,这样的人不能给他有罪的标签,因为只有经过庭审判决才能确定他是不是构成了犯罪。最高法正在和公安部协调,推进这项制度改革。 为强化人权司法保障机制,《意见》还要求,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强化控辩对等诉讼理念,禁止对律师进行歧视性安检,为律师依法履职提供便利。依法保障律师履行辩护代理职责,落实律师在庭审中发问、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健全冤假错案的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 李少平认为,完善以审判权为核心、以审判监督权和审判管理权为保障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落实审判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关键任务。目前司法实践中一些地方司法行政化问题还比较突出,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层层请示、层层审批,违背司法规律和审判运行规律。 对此,《意见》明确提出健全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机制和办案责任制,健全院长、庭长审判管理和审判监督机制,改革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要求审判委员会主要讨论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推进裁判文书说理改革;改革涉诉信访制度,创新网络办理信访机制,推动建立申诉案件律师代理制度;完善审判流程、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设,推动实现全国法院统一平台统一公开信息;完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和案件办理程序,建立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信息网;明确提出以司法便民为目的,完善诉讼服务中心制度、人民法庭制度,改革送达制度,探索推广信息化条件下的电子送达方式,继续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推动构建系统、科学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 贺小荣说,法官和合议庭才是亲自主持庭审、亲自听取当事人双方意见的人,判决应当由主持庭审的法官做出。把权力交给法官的同时,责任也交给了法官。任何权力都应当受到监督,不受监督的权力是可能导致腐败的,因此要加大司法公开的力度。裁判文书全部都要上网,所有的裁判文书都应当讲道理。此外,还应强化人民法院院长、庭长的监督制约,监督有度、监督有序,失职要担责,监督要留痕,所有的院长、庭长在监督案件当中要留下痕迹。 李少平表示,建立符合司法职业特点的法院人员管理制度,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中居于基础性地位,是必须牵住的牛鼻子。长期以来,我国对法官沿用普通公务员管理模式,法官的选任、管理、考核、待遇均没有体现法官职业特点,也不符合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需要。 对此,《意见》提出,坚持以审判为中心、以法官为重心,全面推进法院人员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主要措施包括:一是推动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法官单独职务序列,健全审判辅助人员管理制度,科学确定法官与审判辅助人员的数量比例。二是建立法官员额制度,科学确定四级法院的法官员额,同时要求科学设置改革过渡方案,确保优秀法官留在审判一线。三是改革法官选任制度,在国家和省一级分别设立由法官代表和社会有关人员参与的法官遴选委员会。健全初任法官由高级人民法院统一招录,一律在基层人民法院任职,上级法院法官原则上从下一级法院遴选产生的工作机制。新华社武汉6月4日电(记者 李鹏翔、梁建强)在4日晚间举行的“东方之星”客船翻沉事件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徐成光表示,救援指挥部将尽快组织对沉船船体进行整体扶正和起浮,整体扶正和起浮分两个步骤。 徐成光表示,本着在最短时间搜寻失踪人员,最大限度保护逝者尊严的目标,尽快实行整体扶正和起浮,以便对所有的舱室进行全方位的排查,有助于全力搜寻失踪人员。这是基于船体内再有生还者希望越来越渺茫、总体判断没有人员生还可能等情况作出的决定。 据介绍,整体扶正和起浮决定的作出,充分考虑了五方面的因素:一是结合近期搜寻结果和使用生命探测仪结果,没有再发现生还者和生命迹象,根据专家的综合研究分析,船体内再有生还者希望越来越渺茫,在总体判断没有人员生还可能的情况下,可以实施整体扶正;二是整体扶正和起浮有利于加快搜救、搜寻失踪人员的进度;三是扶正和起浮作业符合国际惯例和专业做法;四是现场的装备设施都已齐全,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到位,具备了扶正和起浮能力;五是从全国抽调了打捞救助、船体船舶修造等领域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为工作开展提供了技术保障。 徐成光表示,整体扶正和起浮分两个步骤。首先是对沉船进行钢丝的牵引,组织潜水员分期分批深入到河底,在沉船前后部各两个缆桩上套上钢丝,以便于大型起吊船开展扶正;第二个步骤则是进行扶正和起浮,组织起吊船进行扶正作业。 为了保证整体扶正和起浮有效实施,已确定采取四方面的保障措施。其一是强化了现场的组织领导,现场指挥团队由富有经验专家组成;二是加强现场管控,在搜救水域设置了警戒线,范围为从沉船上游500米自下游1200米水域,并于下午两点左右,对现场进行了清理,除工作舰艇和人员外,其他船舶撤离施工域;三是设置了两道拦网,第一道设置在两个浮吊船之间,第二道设置在下游约500米处;四是海事部门发出通告,要求过往的船舶继续扩大水面的搜寻。 徐成光说,尽管经过专家充分研究论证,但由于水下的情况很难预计,加之水文条件随时变化,风险客观存在。但是,制定方案时已经做出预估,并准备了相应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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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这么多的成绩,有很多都离不开各国驻华执法联络官的支持和协助,都凝聚着各国驻华执法联络官的智慧和心血。”杨少文说,让我们携手共同努力,以合作促安全,以安全促发展,共同应对新挑战、新威胁和新形势,进一步深化中国同各国的执法合作。当前,国家正努力通过建立科学的国家职业资格体系,促进各类人才脱颖而出,让广大劳动者更好地施展创业创新才能。相关部门应该顺应民意和简政放权改革方向,下决心破除既得利益干扰,尽快切掉职称英语这个发炎的“阑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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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二世表示,很高兴时隔35年再次访问中国,亲身感受中国巨大的发展变化和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希望两国进一步加强各领域交流与合作,推动丹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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